“我认为我在那十年间致力诉讼的案子，关乎的不是女性独有的权利，而是男女平等公民权的宪法原则。”

  1973年1月17日，金斯伯格因为怕自己紧张到呕吐而没吃午饭。下午，她佩戴着母亲留给她的胸针和耳环，像是即将上战场的士兵穿戴好铠甲，站到了九位面无表情的最高法院官前，要求他们承认美国宪法禁止性别歧视。直到那一天，最高法院依然拒绝承认这一点。

  最高法院的所有法庭辩论都以同一句话开头：“首席官先生，以及各位尊敬的官们。”当天的录音中，金斯伯格说这句话时的声音有一点颤抖。这是她第一次在最高法院中辩论。

  金斯伯格牢牢地记住了这句开场白，但还是紧张得反胃。努力镇定下来后，金斯伯格告诉官们，政府拒绝为空军中尉莎朗·弗朗蒂罗的丈夫约瑟夫提供军官配偶应得的住房和医疗福利，只因为莎朗中尉是女性。

  十四个月前，最高法院在“里德诉里德案”中判定爱达荷州不能仅基于性别而判定母亲无权处理其亡子遗产，因为男性并非一定比女性更有能力处理遗产。但在“里德案”中，最高法院没有明确回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是否大多数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都是违宪的。金斯伯格深吸了一口气，要求官们在“弗朗蒂罗案”中明确回答这个问题。

  金斯伯格指出，“里德案”中的州法律和“弗朗蒂罗诉理查森案”中的联邦法律都建立在“同样的性别刻板印象上，即在婚姻关系中，男性是独立的个体，而女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男性的附庸，而且她们无须承担养家责任”。

  通常，金斯伯格在公共场合演讲时都会找寻观众席中马丁的身影，但这一次在最高法院出庭时，马丁只能坐在她身后。他坐的那块区域是专门预留给允许在最高法院出庭的律师们的。

  知道马丁坐在哪儿，金斯伯格就觉得心里有了底。她有十分钟可以在美国最位高权重的九位法官面前为此案辩护。对于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金斯伯格比这些官懂得多，她现在的任务是把这一些内容教给他们。金斯伯格知道该怎么做，毕竟她已经做了近十年的法学教授。

  在那天她拿到的最高法院律师执业资格卡上，金斯伯格被称为“鲁思·巴德·金斯伯格太太”。自从“女士”这种称呼出现开始，金斯伯格就要求大家称她为金斯伯格女士。这一天，不少金斯伯格哥学院的学生都来看她出庭，他们在听到金斯伯格被称为“太太”之后，挤眉弄眼地让她要求法院把“太太”改为“女士”。金斯伯格拒绝了，她今天的目的是赢得这个案子，而非在这些无须即刻解决的细枝末节上浪费精力。

  金斯伯格的论点十分激进。最高法院官席上坐着的九位男性自认为是好丈夫和好父亲，但他们相信男人和女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女性可以被保护而不用体会真实世界中的生存压力和尔虞我诈是很幸运的。但金斯伯格这个不到四十岁的小女人却想要让这些官认识到，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女人理应拥有和男人相同的地位。

  金斯伯格告诉官们，法律对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区别对待不仅暗示了“女不如男的价值判断”，而且明目张胆地告诉女性，即便她们做着和男性同样的工作，她们的工作成果和家庭也不如男同事的重要。“这些区别对待都可能会导致一个后果，”金斯伯格坚定地说，“它们让女性在社会中低人一等，并迫使她们安于这种现状。”

  一年前和金斯伯格一起创建了美国民权同盟女权项目的布兰达·费根坐在金斯伯格身后，她面前的桌子上摊放着各种案例，随时准备着给金斯伯格提供她所需要的判例引用。但金斯伯格根本不需要，她对于相关判例的精确引用信手拈来，和自家手机号一般熟悉。

  那一天，金斯伯格的对手是联邦政府，它在辩护状中为自己的政策申辩，这个政策默认女性从属于男性，因此只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允许男性申请家属补助费。毕竟，大多数挣钱养家的都是男性。联邦政府辩护状封面上的署名是欧文·格里斯沃尔德，金斯伯格就读哈佛法学院时的院长。金斯伯格犹记得当年她违心地告诉格里斯沃尔德自己上法学院仅仅是为了做个可以与丈夫闲谈的好妻子，现在的她已与当时有了天壤之别。

  官们依然一言不发。金斯伯格继续说道：“性别和种族一样，是一种显而易见却难以改变的个人特质，它与自身能力并无必然联系。”把性别和种族类比在美国宪法的语境下有特殊的意义：在“布朗诉教育局案”之后的一系列案子中，最高法院确定了一个原则，即根据不一样的种族区别对待的法律在原则上全都违反宪法，至少需要通过“严格审查”以确定政府有重大且确切的理由来进行区别对待。在“里德案”中，最高法院的结论是，严格审查标准不适用于基于性别区别对待的法律，但似乎在达到最终判决的实际论理过程中却使用了该标准。本案的问题是，在原则上，是否依据性别而区分对待的法律和依据种族而区分对待的法律都是违宪的？金斯伯格大胆地要求法庭对此做出肯定的答复。

  金斯伯格十分钟庭审发言即将结束之时，她直视官们，引用了废奴主义者兼女性选举权提倡者莎拉·格里姆凯曾说过的话。“她的语言并不优美，但非常清晰，”金斯伯格说道，“她说，‘我从不以我的性别为由要求特别优待。我对于男性同胞唯一的要求是给我们以基本的尊重’。”

  通常，在最高法院开庭的律师们会不断被官们打断，有时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机会说完。但是，今天在庭上饿着肚子的金斯伯格隐约带着布鲁克林口音的演讲却一次都没有被打断。她的发言让官们都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金斯伯格表面镇定，内心却在打鼓。这些官真的有认真听她的演讲吗？她要五个月后才能知道判决结果。庭审之后，人潮向外涌去，身材健壮的格里斯沃尔德院长走到了金斯伯格的身边。他刚刚观看了自己手下的律师与金斯伯格及其共同律师的唇枪舌剑。格里斯沃尔德严肃地握了握金斯伯格的手。那一晚，哈利·布莱克门官照常在他的日记里给当天出庭的律师打分，他只给了金斯伯格一个C+。“这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女性。”布莱克门写道。

  十年前的1963年，金斯伯格对于推进女权运动还没那么积极。虽然在瑞典时，她曾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感到深深震撼，但除了民事诉讼法，她把在瑞典学到的其他东西都束之高阁了。那时，金斯伯格刚开始在哥伦比亚法学院教课。某一天，她的同事告诉她罗格斯法学院正在招聘女性教授，因为该学院唯一的一位黑人教授离职了。当时的哥学院没有一位女性或黑人全职教授，但似乎没有人在乎这件事。

  全美所有法学院中只有十四位可能得到终身教职的女性教员，而罗格斯法学院就占了其中一席。在金斯伯格接受了罗格斯法学院的教职后，《纽瓦克星定报》很快发表了一篇有关她和另一位女教授伊娃·汉克斯的报道。这篇报道在标题中把金斯伯格和汉克斯称为“穿着教袍的淑女”，而且一开篇就描述她们“身材苗条、很有魅力”，而且夸张地表示，“她们长得十分年轻，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学生”。

  罗格斯法学院只愿意跟金斯伯格签订为期一年的教授民事诉讼法的雇佣合同，而且工资很低。毕竟，法学院院长威拉德·赫克尔提醒金斯伯格，罗格斯法学院是公立学校，而且她是女人。“他们告诉我，‘咱们不可以付你和甲教授一样多的工资，因为他有五个孩子要养，而你丈夫的工资收入不错’，”金斯伯格回忆道，谨慎地隐去了甲教授的真实姓名，“我追问道，那么单身的乙教授的工资是否也比我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金斯伯格不再追问，转而埋头苦干。她每天从纽瓦克坐火车到纽约曼哈顿上班，还发表了许多标题类似于“国际民事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及执行”的文章。她成功熬过了第一年。

  然而，很快，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扰乱了金斯伯格家平静的生活。多年前，在金斯伯格和马丁还在念法学院时，马丁接受过治疗睾丸癌的手术。术后，医生告诉他们，马丁接受放射治疗前是他们尝试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最后机会。当时，金斯伯格在法学院繁重的功课、照顾年幼的女儿和未知马丁能否存活的焦虑中挣扎，根本没办法想象再生一个孩子。到了1965年，就在金斯伯格夫妇快要成功地说服将满十岁的简家里只有她一个孩子也不是一件坏事的时候，金斯伯格发现了自己怀孕了。“告诉我，亲爱的，”女医生拉着金斯伯格的手问道，“你该不会是还有别的男人？”金斯伯格没有出轨。马丁接受了检查，确认了他在接受放射治疗后依然有生产的能力。

  金斯伯格怀孕的喜悦中交织着焦虑，她不知能否保住自己在罗格斯法学院的教职。罗格斯法学院将在春季学期的末尾决定是不是与她签订下一年的雇佣合同，而金斯伯格不打算重蹈覆辙，一如自己在俄克拉何马州社会保障局因为怀孕而失业。她的预产期在九月，为了遮掩孕肚，她向婆婆伊芙琳·金斯伯格借了许多大一号的衣服，希望不要在暑假来临前让学校发现了自己已怀孕的事实。这样的解决方法奏效了。金斯伯格上完了春季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成功拿下了第二年的雇佣合同。她这才告诉同事们自己已经怀孕了。9月8号，金斯伯格夫妇的第二个孩子詹姆士出生了。不久之后，金斯伯格回到了岗位，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金斯伯格所处的环境却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她的一名学生宣称自己是运动的成员。“每天上课前他都要找个高处坐下，时不时地对我做出蔑视的手势。”金斯伯格回忆道。她刚开始在罗格斯教书时，每门课里大概只有五到六名女性。但随着慢慢的变多的男性被派往越南参战，女性的数量开始慢慢增多。课堂之外，讲述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对自身困在家庭中的角色不满的《女性的奥秘》一书出版了，该书在第一次印刷时就卖出了超过一百万册。与此同时，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在禁止职场种族歧视的同时，像是临时想起来一般地也顺便禁止了职场性别歧视，而通过该法案的国会议员们则开了很多“妻管严”的玩笑。（议员伊曼纽尔·赛乐开玩笑说，他在家中通常拥有最终发言权：“好的，亲爱的。”）

  该法案通过后，金斯伯格担任志愿律师的美国民权同盟新泽西分部收到了大量女性来信。金斯伯格身为女性被派去处理这些信件。她尽责地阅读了所有来信。来信中说，立顿红茶公司不允许女员工将家人添加到健康保险上，因为公司认定只有已婚男性才会有受抚养人；普林斯顿大学的工程师夏令营不允许女生参加；新泽西州蒂内克市最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因为是女生而不被允许加入大学运动代表队。还有一些来信让金斯伯格回忆起自己难堪的往事。女教师们在来信中说，她们一旦显出孕肚就会被强制要求离职，有时甚至在显怀之前。学校称之为“休产假”，但这种产假既不自愿又无薪酬，而且在生完孩子之后，她们是否还能再回到课堂也要看学校的心情。一位女兵在怀孕之后被授予了荣誉退役，但是等她想要再度入伍的时候却被告知，怀孕是会导致公民“丧失入伍资格的道德及行政原因”。这样一些问题并不新鲜。但人们开始对这些事有所抱怨却很新鲜。至少金斯伯格之前从未想过要抱怨这些。

  这时在法学院就读的女生们大都比金斯伯格小十岁左右。她们已不满足于口头抗争，而是提出了明确的诉求。她们中的一些来自密西西比州，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推进民权运动。这些年轻的女性曾亲眼见证律师们奋力推进平权，来到法学院后却发现这里的文化依然要求女生们循规蹈矩。与此同时，各个大学也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开始慢慢地提高女生比例，特别是在1968年约翰逊总统领导的联邦政府把性别歧视列为会减少联邦拨款的“罪行”之一以后。

  金斯伯格钦佩地观察着这些女生，她们与她自己那一代的女性太不一样了。在金斯伯格的那个时代，女生们根本不敢提出要求，生怕自己太过引人注目。1970年，在学生们的请求下，金斯伯格开了罗格斯法学院历史上第一门有关女性的法律课。金斯伯格只花了大约一个月就读完了所有讨论女性法律地位的联邦判例和法律期刊论文，因为相关的讨论并不多。甚至，一本著名的教科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土地，和女人一样，是注定要被占有的。”（这是一本讨论土地所有权的书，女人只是被作为比喻以便读者理解。）读完这些材料，金斯伯格暗下决心：她将不再默默忍受自己因为女性身份而遭受的不公了，包括她工资的“女士折扣”。金斯伯格和其他女教授一起提起了联邦集体诉讼，控告大学在薪酬方面歧视女性。她们赢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