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军队的眼睛，可以为全体指战员提供精确的方位，是军队指挥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1948年，人民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激烈的战场逐渐从解放区转移到统治的国统区。

  但是，当时条件非常落后，我军没有能够反映国统区有关的资料的，这给我军带来很多不便。

  好在，我们的情报信息员打听到，日本人在侵华战争时期，曾经制作过一批，日本投降后，没有将这些地图销毁，也没有将它们带回日本，而是将它们移交给了当局。

  为了寻找这批地图，我方上级机关把华南分局的潘汉年找来，让他担负这一重要任务。

  潘汉年领命后，二话没说，立即组织华南分局的领导开会，研究参与这一重要任务的人选和相关事宜。

  1935年11月1日，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开幕，各家媒体的新闻记者都派出记者前往采访。

  上午，与会人员参加完开幕式后，在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因蒋介石迟迟未到，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只好带领全体委员拍照。

  这时，一名记者突然从箱式相机里掏出手枪，对着汪精卫“砰-砰-砰”连射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身受重伤。

  只是蒋介石看到出席会议的张学良、阎锡山等人都带着保镖而来，担心有人混在其中，所以，没有参加集体照相。

  汪精卫倒地后，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张静江滚倒在地，孔祥熙一头钻进附近的一辆汽车底下，多亏张继，眼疾手快，迅速绕到那名记者背后，将他拦腰抱住。

  戴笠自知事情重大，自然不敢怠慢，他很快就查到那名记者就是晨光通讯社的孙凤鸣，实际身份是王亚樵的手下。

  沿着这条线索，戴笠又查到晨光通讯社的社长叫“胡云卿”，是这次刺杀事件的策划者，当然，戴笠还查到“胡云卿”只是一个化名而已，真名叫华克之，同样是王亚樵的手下。

  戴笠一声令下，将与孙凤鸣和晨光通讯社有关的人员全部逮捕，唯独走脱了华克之，任凭戴笠及其身后的军统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

  戴笠知道后，马上派出精干前往香港缉拿华克之，这一次，戴笠悬赏重金10万元，并做出承诺：“不论死活，同样受赏！”

  华克之不是傻子，既然敢公开自己的位置，就不怕戴笠找上门来，他提前一步离开了香港，让戴笠的手下扑了个空。

  几年以后，在著名情报专家潘汉年的系统里，出现了一位名叫“张建良”的情报奇才，他神出鬼没，往返于上海和香港之间，多次在生死关头立下汗马功劳，甚至，还凭借自己的智慧，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将冈田手里，成功骗出540板箱和194挺崭新的机枪，补充给新四军，解决了新四军武器老化、弹药匮乏的难题。

  从1935年11月策划“刺汪案”，到1948年被选为盗取绝密的人选，时隔13年，华克之还有当年之勇吗？

  他有一个连襟兄弟，叫陈光彬，当时是荣军教养院的院长，领少将军衔，曾在中央军校任教，关系很多。

  两人见面后，出于警惕的原因，华克之并没有直接说出此行的目的，毕竟，两个人的身份不同，背后的理想或许也并不相同。

  他们两个先是回忆起大革命时代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往事，然后，谈起国民政府的种种不堪，言语之中，陈光彬透露着自己对华克之的敬佩之情。

  华克之见陈光彬良心未泯，于是，劝说他帮助自身完成这次盗取绝密的任务。

  经过陈光彬的调查，这批由日本人制作的非常精确，蒋介石很看重，他专门在国防部第二厅设立了一个科保管这批地图。

  领取地图的程序很复杂，不仅需要办理多道手续，还要经过第二厅的厅长郑介民签字才可以。

  要想盗取地图，谈何容易？这不只是智慧和勇气的事情，还要有易于接近的社会关系才可以。

  这个人是陈光彬的学生，虽然官职不大，但是，能接触到这批地图，他就是保管地图的科室科长“程志锐”。

  但是，对于程志锐，华克之并不了解，要想通过此人搞到地图，就要做到优秀各种打算，甚至，还应该要考虑到程志锐会不会举报的问题。

  华克之和陈光彬分析，凭借陈光彬与程志锐的关系，跟他要一张、两张地图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要想把绝密的成批量地拿出来，恐怕就不是易事了。

  两人一番商量后，华克之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程志锐主动把地图献出来，但是，华克之了解到，程志锐有一定的野心，他一直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以求飞黄腾达，而现实比较骨感，国民政府只给程志锐安排了一个小小的科长做，眼看他的同学都升迁了，只有他还在与笔杆子打交道，这让他非常郁闷，平日里，颇有几分怀才不遇的怨气。

  针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华克之做好了收服程志锐的打算，他给陈光彬精心设计了一套说辞。

  慢慢地，陈光彬将话题转移到了时局上来，当谈到在最近的几次大战役中败得一塌糊涂时，程志锐感慨颇深。

  陈光彬见程志锐上套了，但是，还不放心，于是，他想再试试程志锐，他告诉程：“我准备与人合作，组织一支三万人的游击部队，帮助正规军作战，到时候，将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定会创立一片新天地，为争得一个生存的空间。”

  陈光彬察言观色，知道程志锐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为了笼络程志锐，他告诉程：“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打游击，到时候，给你一个师长干干。”

  陈光彬见时机成熟，便坦言道：“我知道你手里有很多有价值的地图，与其放在那里成为废纸，不如拿出来让它们发挥作用。”

  华克之见状，迫不及待地打开地图观看，地图上的城乡峰谷、山沟土丘画得非常全面，尤其远近距离也非常精确，的确是好地图。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困难程度并不亚于取得这些地图，尤其是，潘汉年还事先交代过，将这些地图先运到香港，从香港再运到华南分局。

  这是因为，当时，在前线战场，部队屡战屡败，所以，他们就想把后方的防范工作做得更加严密，邮局也好，海关也罢，只要是运送货物，国民政府都要派人严格检查各种物品，以防丢失贵重资料。

  所以，如果华克之没有可靠的运输渠道，根本不可能把地图安全地运送到香港，长期搁在自己手里，也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无法给我方战线提供较为可靠的资料，这与一堆废纸无异。

  在当时，国际上有一个规定，各国驻外使馆的邮件，只要通过该国大使签字，东道国的一切机构和个人均无权拆检。

  华克之所谓的办法是利用外国大使的外交免检邮袋，将这些地图运送至香港，这样的话，就能躲避国民政府及其的检查。

  华克之不能出面，毕竟13年前，自己是国民政府的“通缉犯”；陈光彬也不能出面，他虽然在国民政府工作，但是，毕竟与邮局和海关无关；程志锐自然不行，人微言轻，他没有能力办成这件事。

  不过，华克之从未向季常透露过自己的实际身份，即便如此，季常通过观察，也猜出了八九不离十。

  季常告诉华克之，自己会给他介绍一位对国际贸易感兴趣的驻华大使，让他提供一些便利。

  华克之说：“我们谎称要与大使的国家合作做一桩生意，答应让他们赚取大量的利润，然后，趁热打铁向他提出使用邮袋的问题，这样大使应该不会拒绝吧。”

  同时，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的祖国的出口贸易中，属西湖龙井市大宗生意之一，而且，在欧洲和北非等地都十分畅销。”

  他给华克之提议：“你可以假扮成杭州龙井茶的大茶农，向大使提出在他们欧洲开辟茶场，种植龙井茶，希望大使提供帮助，这样的话，大使肯定会愿意与你见面的。”

  这个主意听上去，非常好，但是，华克之对龙井茶的种植一窍不通，根本不了解种茶的经验和技术。

  如果是这样的话，外国大使与华克之见面时，就不能通过大使的考验，毕竟外国大使也是一位非常谨慎的人。

  他找来许多种植龙井茶的资料，整天在家看书、研究，尽可能地了解龙井茶的种植技术和经营方法。

  令人佩服的是，华克之的记忆力非常惊人，悟性也很好，短短几天就把这些资料翻阅完毕，与人谈起茶来，居然可以侃侃而谈、头头是道，甚至，季常出了许多道题目考他，都没有难住他。

  当着外国大使的面，华克之真诚地说道：“我们内乱形势不容乐观，我想把资金撤到国外投资龙井茶园，请您给予帮助。”

  话音刚落，坐在一旁的季常又起身替华克之担保，向外国大使说了很多好话，如此一来，大使同意了这次合作请求。

  于是，华克之又趁机提起：“我曾经带过一箱资料到欧洲，结果被海关扣留，这次运送龙井茶的资料必须另想办法才行。”

  外国大使不知是计，不假思索地答道：“可以将资料放在使馆邮袋里邮寄，到时候，先邮到香港，再转运出去；如果一次运不完，也可以分批包装。”

  季常见大使说到了点子上，赶忙补了一句：“我们大家可以将资料先寄到香港，交给驻港领事负责人鲁君。”

  就这样，这批珍贵的被分为5批运送到了香港，每次寄送都用蜡纸、纱布层层包裹，再用细针缝上，然后，季常在邮袋上用火漆加上图章密封，并用英文写明收件人。

  为防万一，季常与华克之一同来到香港，在鲁君的帮助下，取到了第一批地图，随后，他们又安全地取到了其余4批地图，最后，将这些地图辗转交给了潘汉年。

  后来，这批在解放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军指战员提供了可靠的地理资料。

  但是，令人惋惜的是，做出贡献的陈光彬和季常两位人士，都没有等到新中国建立的那一天。

  寄出地图不久，季常在香港一家酒店的三楼坠落死亡；而陈光彬在建国前在香港病逝。

  至于华克之，他在1998年，以96岁的高龄走完了自己最后的旅程，安详地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和祖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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