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解放前夕，蒋家王朝自知命在旦夕，开始了一系列的“应变”，在杭州有计划、有组织地作了“以情报指挥武装，以武装掩护情报”，实行“敌后游击”，建立“敌后政权”的文武两手部署，埋下了许许多多的“定时炸弹”。杭州解放后，就在庆祝胜利的锣鼓声和歌舞声中，一场剿匪肃特，保卫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战斗打响了。

  杭州竹斋街（现河坊街）423号大门口，挂着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经纬通讯社”五个大字。这里是保密局浙江站站部所在地，所谓“通讯社”只是掩人耳目罢了。

  在最庞大的特务组织军统中，浙江站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国防部保密局的重要省级站之一。自1948年下半年起，站长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胞弟、浙赣铁路局警务处处长毛万里兼任。

  自从大势已去，毛人凤对毛万里在杭州的活动便寄予更大的希望，指示他做好各种“应变”准备。1948年底，毛万里就开始部署浙江站的“应变”。

  ——撤销原有的各组，遣散大部分特务人员，留下少数心腹负责布置潜伏。所有被遣散人员一定保持与保密局的组织关系，尽量利用社会渠道取得职业掩护，杭州失守后再伺机活动。

  ——新建杭州城区、杭州郊区和吴兴、温州四个潜伏组台。同时，布置杭州杨必勇流动组和嘉兴“海北流动组”以“革命武装”的面目公开进行活动。

  ——重新物色符合潜伏条件的情报员，毛万里和副站长章微寒亲自同他们谈话面核，交代任务，规定化名和联络方法。

  ——策划建立军政特三位一体的“浙南游击根据地”。毛人凤发函给当时的浙江省主席周嵒，要他委任毛万里为丽水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他们还内定浙江站的10名骨干特务为浙南10个县的县长，将第一、第十一交警总队和交警旅一个总队约3个团的兵力划归毛万里指挥。

  1949年 4月26日，毛万里得悉已到吴兴，预计杭州朝不保夕，即着手撤退。他命令浙赣铁路局做好撤退准备，又通知保密局杭州支台台长厉培明率台随浙江站撤走。

  4月29日凌晨3时，毛万里携带家眷离开了延龄路（现延安路）3号毛公馆，与副站长章微寒等主要头目及警务处的特务们一起撤走。他们分别在城站、南星桥乘上交警轨行汽车(可以在铁轨上跑到汽车?)和警备列车，匆匆撤离杭州，逃向江山。

  保密局浙江站杭州郊区组，共有四个人和一部电台。组长徐鼎新，组员陈政、洪荣乔，电台报务员程为民，电台代号“慎字第26号”。

  徐鼎新家住湖滨太和园菜馆隔壁。这个菜馆有徐家的股份，加上徐鼎新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大家都称他三老板。他进浙江站以后，学会了密码翻译。章微寒撤退前对他说：“你的化名叫余炎，将来开展工作后可以拿双薪，以上尉衔任用。”徐鼎新暗记在心。不久，他与人合股在庆春街461号开设了大华百货拍卖商店，以此作为掩护。

  4月27日，徐鼎新和陈政见到了由国防部保密局杭州支台台长厉培明亲自派给他们的电台报务员程为民。陈政马上把程为民带到龙井村40号家里，在楼上架设电台。

  徐鼎新向两名组员交代了今后的联络方法。他说：“有事的话，陈政可到岳坟茶室吃茶，同我联络，用递香烟的方法传递情报。洪荣乔以大华百货拍卖商店为联络点，用假装顾客买货的方式递送情报。”

  杭州解放后的第二天清早，大华百货拍卖商店刚卸完排门板，就有一位“顾客”光临：“老板，欠的一万元钞票还给你。”“好的。”徐鼎新边答应边转身，一看，见是洪荣乔，心里有了数。乘店堂周围无人，洪递了个眼色，把10张一千元票面的金元券交给了他，说声“谢谢”，便迅速离开。徐急忙走到店堂后面，摊开一看，只见钞票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情报：“4000多人已于5月3日下午2时，由武林门、钱塘门等地入城，现正继续前进，在岳王路36号设有一政工办事处,徐法生（原为保密局杭州社运组杨必勇的组员）也在内……吕公望、金润泉已去市府接洽。”他速将情报译成密码，交给陈政，叫报务员拍发。次日，他将过钱塘江大桥和解放萧山、诸暨等军事消息，连同要求浙江站给他们增加人员和活动经费等内容，编译成密码，亲自送到龙井，要陈政交给程为民拍发。可他做梦也没想到，程为民已随杭州支台起义，情报一概未发。

  5月6日上午，程为民心急火燎地从龙井赶到安吉路，找到厉培明，说道：“台长，徐鼎新向我要所发情报的密码，还说龙井不保险，打算在日内将电台转移到乡下去。怎么办？”

  “看来潜特可能要逃跑，你先留在这里，待向报告后再作定夺。”厉培明镇定地回答。

  当天，人民三野七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长、进驻原浙江省会警察局的军代表王芳闻讯，立刻驱车到安吉路，听取了厉培明等人的详细汇报，感到情况紧急、事不宜迟。他马上返回，与随同自己进驻警察局的保卫部保卫科长张世祥等人研究，决定当晚行动。

  晚上8时，张世祥带领10多位，全部着警察服装，乘坐一辆从警察局缴获的中型吉普巡逻车，在程为民的指领下，直驰太和园。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徐鼎新家。这时徐已经上床入睡。

  “这么晚了，你来有什么事？”徐鼎新边开门边睡眼朦胧地说着。当他打开门定神瞅，见程为民后面跟着一批“警察”,知道大事不好，只得束手就擒。他供出了电台处所，交出了密码本。

  尔后，张世祥又带领人马直奔龙井村。此时已是深夜24时。到达龙井村附近，车子开不上山，只得停在山下，大家疾速步行至陈家，分兵把守。陈政还未入睡。程为民敲了几下门。

  陈政心想程深夜到此，必有急事，就赶忙开了门。还没等他开口，程为民用手一指，“警察”迅速将他捕获。接着，在一座小土地庙里的菩萨背后搜出了隐戴的电台。

  捣掉杭州郊区组的当天，中国人民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市军管会公安部决定当天晚上紧接着行动，逮捕杭州城区潜伏组的特务。

  杭州城区潜伏组组长周世昌，本是浙江站的上尉收发。章微寒为掩人耳目，授意他请“长假”，离开浙江站。然后，又派人把一张组员名单、两本密码本和120枚银洋交给他，令他潜伏杭州，以龙兴路36号周家为组址，设法与潜伏人员取得联系，开展活动。那张名单上写着通讯员王银绍、许养斋，联络员周欢士，报务员单德兴及各人的联络地址。

  报务员单德兴的父亲在竹斋街247号开设竹斋茶室。若在茶室架设电台，容易暴露，所以毛万里叫单德兴在旧藩署8号另租一间房子架台，代号“正静分台”。

  从接受潜伏任务的当天起，周世昌先要哥哥送信给单德兴，告诉自己的通讯地址，未遇而归。第二天他亲自到茶室,也没找到单。他又去永福寺巷找王银绍，去建国中路找许养斋，均没碰上。再叫哥哥去鼓楼湾寻周欢士，也未见面。杭州的形势日紧，周世昌只得暂停联络，去灵隐避风，看看动静再说。

  5月7日，暮色刚刚降临，奉命执行任务的邬家箴、翟东平等出发了，他们直驰旧藩署8号。单德兴白天在竹斋茶室帮父亲料理店务，晚上来此宿夜。此时他还没回店，邬、翟等人便分散隐蔽守候。过了一会，单德兴果然来了。待他开门进了屋，邬、翟等人紧跟而入。

  狡猾的单德兴自恃室内没有电台，装出不解的样子说：“什么电台？我没见过呀！”

  邬、翟等人一面将单严密看守，一面派人速回市公安部向王芳副部长汇报。王芳立即派厉培明随同来人前往。单德兴一见厉培明，便知道事已败露，无法抵赖。

  出于形势的逼迫，周世昌自感暂避灵隐不是良策，整日提心吊胆。5月18日，他向市军管会公安部投案自首，供出了密码和其他潜伏组员的全部情况。

  杨必勇流动组打着“中国人民江南先遣第一纵队第一师突击总队”的幌子，招兵买马，以公开的武装，掩护隐蔽的潜伏活动。

  杨必勇是浙江站杭州社运组组长，老牌军统特务。4月28日，毛万里特意把杨召到寓所，面授机宜。他说：“明天我要走了，以后同你合作的是先遣一师’师长魏仲连（原国防部少将部员），如他可靠，就利用他的关系生存立足，如不可靠，则应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他在岳王路34号设立了“突击总队部”，自任总队长，将所拉来的人编成三个支队，委任了正副支队长。他听说浙江军管区的孙某与有关系，便千方百计地拉拢他，以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取得合法地位。5月3日下午，第一支队正副支队长应中兴和陶遵岳从外面急匆匆地回来，向他报告：“总队长，已经进城。”杨必勇俨然以“司令官”的身份，将派令发给应、陶，并对陶下令说：“你速带兵士，到延龄路、湖滨路一带放哨警戒！”

  傍晚时分，的一个营开到“突击总队部”，这里的所有武装人员全被缴，杨必勇、应中兴等被监视起来。后由孙某等人向再三说明他们是“地下军”，他们始获自由。

  这一来，杨必勇以为瞒过了，“主动”与进城的第二十一军藤海清军长联系，图谋邀功，争取合法立足。暗中却命令潜伏组的译电员章德耀每天和他通气，还给报务员鼓气说,“不要怕，等另找到房子，开另店做掩护。”又说,“你在5月23日将台架好，先与毛站长试通。”

  5月7日上午，杨必勇又随“先遣一师”的贾参谋长来到太平坊巷22号市军管会公安部，向王芳副部长汇报了所谓缴械经过及处理“善后”情况，其实是进一一步试探对他的态度。

  王芳早已从厉培明等人提供的情报中，掌握了杨必勇的罪恶证据，因此当即下令将他扣押。起初，杨必勇百般狡赖，只承认军统身份，对潜伏组台只字不吐，守口如瓶。王芳亲自审问他。直至5月9日，杨才供认了流动潜伏组和醋坊巷9号章德耀家隐藏的报务员潘一平及电台。第二天晚上，王芳带领人员，在醋坊巷出其不意地逮捕了译电员和报务员，缴获了电台。

  5月16日，市公安部派出侦察干部，由随杭州支台起义的马通带路，赶赴吴兴县马鸣，逮捕了布置吴兴潜伏组的特务钱江，当场缴得电台、密码和手枪一支。

  在嘉兴藏匿的“海北流动组”张开运，6月7日被在当地抓获。市公安部派员前去将张押解回杭州。根据张的交代，又派人于6月12日赶赴平湖县，将潜伏的报务员捕回杭州。

  从5月6日晚破获杭州郊区潜伏组台到6月12日抓获“海北流动组”报务员止，保密局浙江站苦心经营的杭嘉湖地区的所有潜伏组台荡然无存，隐藏的重要特务分子大部被逮捕。敌人的阴谋成为泡影。

  1949年10月3日《浙江日报》报道了一条鼓舞人心的消息——杭州市公安局在市区破获匪特宪兵组织。杭州市民争相传阅这一天的《浙江日报》，急于想弄清这个匪特组织被破获的详情。

  事情还得从“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下属的潜伏组织“杭禾工作组”组长被捕说起。

  1949年8月15日，住在杭州仁和路大陆旅馆的一个青年男子刚刚跨出大门。“不准动，你被捕了！”专门守候在此的公安人员将这个青年逮捕了。

  被捕者名叫刘哲开，是“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下属“杭禾工作组”组长，他隐匿在杭州市区，网罗散匪，搜集情报，敲诈盗窃，恐吓群众，罪恶累累。这天，他按约去同伙蔡惠镐家商量收买武器事宜，不料落入了法网。

  刘哲开的被捕，使他那些同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暗地策划营。蔡惠镐为筹措营救经费，打算变卖自己的左，待保出刘后同奔金华“打游击”。8月18日下午，他在太平洋电影院门口遇到了“青年救国团”的一个姓陈的老朋友，高兴地说道：“陈兄，我正要找你，找个地方谈谈，好吗？”

  于是，两人走到了青年路的青年会墙角 边。蔡小声说:“刘大哥前两天被抓起来了，我们想把大哥保出来，就是缺少钱。我有支左，你能不能帮忙卖掉？”

  其实，陈早已向公安局自首，为了工作需要，平时仍以“青年救国团”人员的灰色身份出现，与刘哲开、蔡惠镐等人交上了“朋友”。此时他听蔡一说，感到敌人已有点迫不及待了。就说：“有个朋友前几天正好要买支枪防身，不知你要卖多少钱？我去谈谈看。”

  “可以，东西我明天拿来，你朋友也把钱带来，看看东西好的话，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市公安局侦察处得知这一情报以后，仔细地分析了蔡惠镐卖枪的用意，商定了逮蔡方案。

  第二天下午16时半左右，陈手提一个内装草纸、外包旧报纸的“钱包”，潇洒地来到了青年会斜对面的小饭馆。小饭馆是个单开间，只有四张小方桌。他走到靠里角的一张方桌旁，放下“钱包”，面朝店门坐下。在店外观望守候的侦察员，悠闲地逛着。

  17时刚过，蔡惠镐拎着一只方形的点心纸盒，由一个青年人陪伴着走进店来。陈起身向他俩打招呼。蔡指着青年人对陈说：“他叫沙帆，也是大哥的朋友。”三人落座。

  陈拎起掂了掂，感到沉甸甸的，又用手撤压了一会，确信盒内是支手枪，便向蔡点了点头。蔡问：“你朋友要不要?要买的话，钱带来没有？”

  “这里面是三两金子价钱的钞票。”陈的话音刚落，蔡伸手将“钱包”拿过来。霎时，他变了脸色，冲着陈说：“里面不是钞票，一点份量都没有，你骗人！”随手来夺陈手中的纸盒。陈一闪身避开了。蔡发觉事情不妙，急忙拉着沙帆向店外奔去。刚跨出店门，就被在外监视的侦察员抓获。

  公安局连夜进行审讯，发现蔡惠镐、沙帆不光与“杭禾工作组”有关，还是另一匪特组织一宪兵特高组的要人，沙帆的真名叫郑子建。公安卫士以案追案，咬住不放。两犯终于交代了宪兵特高组的种种破坏行动，供出了潜伏组织的内幕及匪首胡子介。

  胡子介，原是山海关宪兵特高组的上士组员,1949年4月中旬，被派到杭州宪兵特高组工作。他到杭州的那天,在火车站遇到了准备撤逃的杭州宪兵特高组组长古子华。古向他交代说：“对你的工作，我已作了关照，你去找特高组的上士组员姚立人好了，听他的安排。”说完，两人分了手。

  原来，古子华已与曾任太湖抗日自卫团副团长的汪日昌勾结在一起，以革命面目出现，打出了“人民革命军苏浙边区纵队”（下简称“人革军”）的旗号，妄想在解放后取得立足之地，长期潜伏。汪、古分任正副司令，姚立人为第一支队长。后因古子华无法在杭潜伏，逃跑前特地叮嘱姚：“若有事,可随时派专人去湖南衡阳宪兵本部通报。关于胡子介的事，你代表人革军’委他以少校副官职务。还有两包密写药，给你日后派用场。”姚立人满口答应。古子华将姚、胡的潜伏情况上报给宪兵司令部备案，便顾自逃离杭州。

  杭州一解放，“人革军”就临时组织了一个执法队，姚立人又被任为副队长，胡子介充任第四组组长。他们拽罗了一批特务挂在“人革军”名下，借武装活动掩护特务行径。但好景不长。人民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很快查清了“人革军”的性质，5月5日，“人革军”被全部缴械。

  姚、胡失去了一层保护衣。姚立人灵机一动，以自首的手段，向杭州市军管会“坦白”，然后董居隐匿起来。胡子介则以宪兵特高组名义，拉拢人马，重整旧部。他自称是杭州宪兵特高组组长，委派已混入某部通讯班的原杭州宪兵营特高组技术员王刚负责情报组，浙赣铁路客车服务所服务员蔡惠镐负责行动组，李云龙负责宣传组，接着来进行秘密活动。

  5月下旬，在岳王路花园里，萌子介首次召集匪徒秘密开会，鼓动说：“大家要积极行动，李云龙、王治（浙赣铁路服务员）要设法探取的情报。”

  ——为扩大潜伏活动的阵地，胡子介又投资一石五升米，让郑子建以原人民剧社导演的名义出面，拉拢一批无业艺人,报请杭州市军管会文教部批准，成立了“黄河剧艺社”。

  ——王治为表现积极，暗中绘制了两份杭州。胡子介准备将地图送往上海，终因上海解放而未成行。

  ——为解决活动经费，7月份，胡子介、李云龙、郑子建等又聚在岳王路花园里，密谋抢柴木巷的一家富户。后因中途有变，这一阴谋夭折了。

  ——7月中旬，胡子介、蔡惠镐在王治家碰面，密谋在8月1日趁人民召开建军纪念会之际，让蔡惠镐去炸浙江省委书记、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蔡惠镐摆出一副“英雄汉”的样子说：“我准备拿一枚手榴弹、一支手枪和三颗子弹，以铁路工人的身份去搞入场券，到时候混进会场去丢炸弹。”后因蔡惠镐搞不到入场券，这一罪恶阴谋也就流产了。

  ——混入通讯班的情报组长王刚，一面伪装积极,一面却暗暗搜集、刺探公安部门逮捕匪特、调查户口等情报,在部队里进行蛊惑煽动，策动三个意志不坚定的战士叛逃。后因被部队发觉，王刚便通报了胡子介，然后只身潜逃。

  胡子介一伙匪徒的阴谋活动，就像一串毒瘤，割掉一个，又冒出一个，但终究是被公安战士连根拔掉了。

  8月19日晚上，市公安局抓获宪兵特高组行动组长蔡惠镐和组员郑子建之后，根据蔡、郑的口供，得知匪首胡子介住在红门局龙华里1号。第二天，市公安局以军管会房产处找胡子介查问冒领原宪兵特高组留下的木器家具为由，出其不意地将他逮捕。不久，又在江苏省徐州市将潜逃的王刚追捕归案。耍花招假自首的姚立人，也于1951年4月27日被查获。

  在六堡至七堡的沪杭公路上，一辆黑色轿车在路旁抛锚。周围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车上两盏大灯和手电筒发出的亮光，司机正在修车。

  突然，黑暗中窜出八名持枪徒，将司机前后左右团团围住。其中一人凶狠狠地问：“车主呢？”

  迫于，司机只得带领匪徒到附近的一家民宅，指点了车主临时寄住的楼上房间。

  六名匪徒冲上楼去，对车主搜身洗劫，抢走车主妻子的金手镯一副和金戒指四只。然后飞奔下楼，他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之中。

  抢劫案很快报到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侦察处。侦察处立即发动社会力量开展侦查工作。

  6月的一天，侦察处的情报人员老陈，在路上巧遇一位朋友，两人谈起了眼下的生活。

  “那怎么办？你应该找个事做做。”老陈知道这位湖南籍的军人已退役，便关切地说。

  老陈暗忖：他说的“生意”是什么？便进一步探问：“你想做啥生意，赚头这么好？”

  那朋友压低声音神秘地说：“这个毋用明说，我可以设法拉几个人，枪也可以设法搞到。”

  此后，老陈有意与那朋友接近，经过几次交往，又认识了那朋友在羊坝头湖南会馆里的几个同伙。他们时常在一起商谈如何抢劫的事，老陈也从中发点议论，互相混得很熟。老陈经过仔细侦查，证实了13日晚上发生在沪杭路上的抢劫案就是他们干的。当时他们已有八个人和五支手枪，为首者叫毛阿根、邓晒金、郑国华。近日来，又有三名匪徒带枪入伙。这批匪徒大部行踪不定，隐藏的处所不明。

  为了尽快掌握和搞清匪情，取得罪证，及早破案，老陈根据侦察处的指示，利用匪徒急于再次抢劫财物的恶念，故弄玄虚，给匪徒提供了一个假情报：“留下乡下一个地主 家里藏有5000银元，钱财可真不少啊，要多去些人才能动手。”

  抢劫心切的匪徒果然中计。6月19日，匪首郑国华、毛阿根等密谋一番，决定于次日行动，通知匪徒们20日下午到松木场附近的一条小河旁会合，雇船乘往留下做“生意”。

  老陈把匪徒们20日去留下抢劫的情报送到了侦察处的侦察队。队员们马上商量歼敌方案，并与老陈约定了联络方法。19日晚上，队员们特地去松木场小河旁察看了地形。

  20日上午又侦悉，匪徒定于下午16时动身，10个匪徒，携带八支手枪，集合地点按原定不变，乘三条小船去留下。

  侦察队副队长褚文标、组长吴永章带领17名便衣队员，提前到达松木场河边，按照地形条件，布下了伏击圈，约定以哨音为号，同时出击。

  200米，100米，50米，小船终于进了伏击圈。“霍……瞿……灌……”，随着一阵尖厉的哨声，埋伏的一个个荷枪实弹的便农队员，一下子出现在阵地上。

  船上的匪徒见来势凶猛，弄不清有多少伏兵，先是一阵混乱，接着负隅顽抗。小船靠岸时，几个亡命之徒竟企图开枪拒捕，三个匪徒跳上了岸，拼命地逃跑。

  褚文标、吴永章等10多人立即兵分两路，一路捕捉船上之匪，一路追击登岸的逃匪。

  吴永章盯住一名匪徒，紧追不舍。“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了！”不料手枪出了故障，他仍握枪穷追。匪徒没命地奔逃，越跑越远。在这紧急关头，来了一位端卡宾枪的战士，吴永章边追边招呼那战士协捕。那战士二话没说，也冲上前去。匪徒被追得走投无路，“扑通”一声跳进了水塘。两人追到塘边，喝道：“快爬上岸来，再不老实，就毙了你！”匪徒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水淋淋地爬了上来。“咔嚓！”手铐戴到了匪徒手腕上。一搜查，发现匪徒的一支左没有了。“枪藏到哪里了？快交代！”吴永章通问说。“我，我插在塘底的污泥里了。”匪徒答道。战士立刻跳下水把手枪摸了上来。两人一起将匪徒押回。

  这边未上岸的匪徒，听到枪响，惊恐万状，准备弃枪逃跑。说时迟，那时快，褚文标飞身上船，用枪口顶住了一名匪徒，其余便衣队员连连跳上船去，船上的七名匪徒全部被活捉。

  伏击围捕战打得干净利落，当场抓获匪徒8名，缴得手枪8支。第二天，在市区又抓获了坐地分赃的匪徒一名。

  捕获的九名匪徒，除一名四川籍外，其余均是湖南籍的退伍军人，有的以前就犯有敲诈勒索、拦路抢劫、贩毒等罪行。解放后，他们纠集在一起，变本加厉地进行抢劫活动，·对社会危害极大。主犯毛阿根被捕后，仍顽固不化，在关押中自缢毙命。市军管会公安部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另外八名匪徒处以死刑。

  1949年7月7日，龟缩于定海的浙江省主席周宣布，正式成立代号“长兴”、军政特三位一体推进大陆的“浙江省政府浙北行署”（以下简称“浙北行署”），下辖第一、第四、第九区三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包括浙北地区的26个县和杭州市。原衢州“绥署”少将参议、第九区专员吕师扬任主任兼一区专员，原第四区专员陈重任副主任兼四区专员。同时委任了一批县长。

  吕师扬走马上任，于8月中旬在定海东关庙巷14号“行署”办事处驻地，召集10余名被委为处长、县长的干将开会。浙江保安司令部调查室和视导室的两个主任亦前去参加。会上讨论了怎么样开展“敌后”游击工作，确定了活动方针与计划。吕对大家说：“各位弟兄，我们这个浙北行署，是总裁军政特三位一体推进大陆反攻方针的实施部署，武装、政权和情报统一指挥，计划分建立组织、潜伏破坏和配合反攻三个时期，在浙北地区成立嘉兴、吴兴、杭县、于潜、建德、兰溪六个联防指挥部；准备以天目山区的吴兴上方村为中心，建立各县游击根据地。”

  8月26日，吕师扬率“浙北行署”副主任兼军务处长徐步澜，上海、吴兴联络站负责人毛信良、王振鹏三人至上海，化名郦慈航，匿居常熟路37号毛信良家，亲自指挥活动，并向周国发去了“顺利推进”的报告。

  10月1日，“浙北行署”副主任陈重潜往上海，与吕师扬会合，以毛信良家作为据点，开始实施“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计划。

  此时，周嵒又委派匿居杭州赐玉弄，以《文汇报》推销员身份为掩护的原金华县长杨振为“浙北行署”湖州区专员。

  匪富阳县长丁炳良到富阳不久，就被县公安局抓住，供出了“敌特已有计划地开始向解放区派遣专员、县长，组织匪政权”。

  匪杭县副县长萧菊根与匪县长祝育元到达上海后，听原杭县的一个乡长说，人民政府对匪特追查得很紧。萧思想动摇起来，便托辞要回定海，单独回到杭县，慑于人民政权的威力，向杭县良渚工作队自首;

  10月上旬,“浙北行署”的一个参谋在杭州向公安局自首，并愿带罪立功，继续了解其余人员的活动。不久他反映说：主任吕师扬、副主任徐步澜及姓名不详的专员、县长数人已潜来杭州活动，他们行踪诡秘，住址不明:

  10月23日，杭州市公安机关接到一封人民 来信，信中写道：“伪浙江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特务祝育元，据说已被委为杭县县长，曾在20天前潜伏杭州司马渡巷100号某家，连宿三夜，在杭县乡下宿过一星期以上，并派爪牙高其华等四出活动。……为地方安宁起见，为消灭国特起见，尽人民一分子责任，特此报告”;

  一个自首的中统特务在自白书中说：原中统特务祝育元被委为杭县县长，张子海为吴兴县长，已于9月间潜来杭区活动；

  擒贼先擒王。但是怎么样才可以抓获吕师扬呢？市公安局决定从杨振身上打开缺口。于是，派过去与杨振是同事、挚友，现今是市公安局情报人员的老陈，与杨振频繁接触。

  10月底，匿居上海的吕师扬派人事课长田德英来杭与杨振联络，并有书信给他。杨振向老陈透露了田德英对他的谈话和信的内容。他说：“此次田课长来杭，对我作了三点指示：第一条，我的行动已被公安局查知，应注意防范；第二条，将所有的文件烧毁；第三条，希望我立即向湖州推进。吕主任的信也讲了这些。”

  老陈佯作不太相信的神情说：“此系吕师扬有意恐吓，目的是迫使你早日去湖州。”沉思片刻后，他又说：“要么还是你去上海走一趟，当面向吕报告请示工作，看看他的态度。你晓得他的住址吗？”

  “这你不需要过多的担心，路费我帮你筹备，就是通行证难搞。”停了一下，老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有办法了，过去我手下有个人已在杭投奔，当上了警察，叫他去办办看。”

  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李丰平正在同杭州市公安局侦察处的侦察科长柴庆荣谈话。

  “好！我只带一个杭州口音的去就行了，因为我是北方腔，恐怕工作不方便。”

  11月1日，柴科长等两人持李厅长给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的亲笔信，赶往上海，在大中华饭店住下。随后就去找杨副局长。杨副局长看完了李厅长的信，马上派侦察科王科长配合行动，还亲口嘱咐说：“一切听柴科长指挥。”

  次日，杨振和老陈到达上海，住在柴科长客房的斜对面。杨振会见了吕师扬，双方约定，4日在大中华饭店会晤，交换详情。老陈找了个空隙，把吕师扬答应会面的日子报告了柴科长。

  4日，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密切配合下，大中华饭店的楼上楼下、门里门外，层层布置了公安人员，撒下了天罗地网。吕师扬和“浙江行署”副主任陈重按约而到，先后混杂在旅客当中，偷偷地溜进了杨振的房间。

  “他是陈参谋长，都是自家人，不必在意。”杨振指着老陈向吕师扬和陈重介绍说。

  四人在沙发上坐定，就细声低语地说起来。杨振报告了他在杭活动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吕、陈两人抽着烟，不时地点点头，似乎感到满意。不多久，便结束了会晤。吕师扬乘电梯下楼，一走出电梯就被捕了。陈重很狡猾，出了房间后，没有与吕一同下楼，而是先到厕所等一会儿，然后步行下楼。

  柴科长不见陈重出来，好生奇怪，便上楼查找。恰好在楼梯上遇到陈重，柴科长立即上前将他逮住。

  根据吕、陈、毛三人的口供，11月6日逮捕了隐藏在杭州的“浙北行署”副主任兼军务处长徐学澜、联络参谋徐志远和武康县长蒋昌海。

  “浙北行署”的主要人物除投降自首者外，其余绝大多数被抓获，只剩下祝育元、张子海两个老牌中统特务尚未抓到。

  祝育元于9月12日带着家眷和萧菊根、刘辉等人到达上海，萧托辞想乘原船返回定海，便离开而去。次日晚上，他携眷与刘辉乘火车来到杭州。到了杭州火车站，刘提出要去淳安老家走一趟，祝无可奈何，只得答应。一下子，祝就成了光杆司令，他只好把妻儿送往德清的内弟骆永良家住下，独自去杭县上欠埠找到先期潜入的来圣标，接上关系，想在杭县安溪一带展开活动。

  但是，杭县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迫使祝育元东躲西藏,整日提心吊胆。后来他又听说萧菊根没回定海，而是回杭县自首了，现在正四处打探他的消息。他不免恐慌起来，让其兄找了个船夫，将他秘密送到塘栖，转赴德清妻子处。离开安溪之前，祝育元委任老关系高其华为杭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阮景铺为瓶窑区区长，指示他们：“必要时以县府名义活动，一切人事自己任用，待机而动。”还吹嘘说：“我是杭县县长了，天目山有我们的军队，不久会有飞机来空投物资。”

  祝育元初到德清，还算安耽。过了一个时期，他心里又不安起来。一天，内弟骆永良赶到德清对他说：“姐夫，杭州时常有人到家里来查问你的下落，来人中有关汝凡、徐瑰伯，还有个姓林的。”祝一听，更是丧魂落魄，意识到德清也不是久留之地。于是，骆又设法将祝转移到吴兴县荻港。

  祝在荻港的住址极密，除骆永良外，其大哥、岳父都不知道。他整天蛰居屋内，幻想着能有什么奇迹出现，救他逃出困境。他将“萧菊根自首，张子海下落不明，关汝凡、徐瑰伯投共”以及潜入后的活动、要求经费接济等写成情报，叫骆永良去湖州邮寄给定海的内调局浙江调查处代理处长黄华年。但久久未见回音。他想与吕师扬联系，可又不知吕在何处；想逃往香港，路费又无着落。

  冬去春来，转眼到了1950年4月。有一天，已向政府自首并表示要立功赎罪的原中统特务林某，在湖州市湖州中学门口意外地发现了祝妻，他高兴地迎了上去。“祝太太，你怎么也在这里？祝先生呢？”

  祝妻见是杭州的老朋友，但她并没有露出高兴之色，毫无表情地说：“我是来湖州买米的。他呀，早就走了。”

  林寻找祝育元、张子海的下落，已有数月了。两个月前,他从祝的旧关系处得知，祝已去湖州，可能由其内弟担任交通。他便赶到湖州，但未找到祝的踪迹。这次是第二次来到湖州，意外地碰到了祝妻，怎能放过这条重要线索呢？他脑子一转，编了个理由，把祝妻带到杭州。

  市公安局侦察处对祝妻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开导，向她宣传的政策和解放后的形势，启发她的觉悟。公安干部以其平易近人的作风，热情诚恳的待人态度，经过两个月苦口婆心的工作，终于融化了祝妻疑惑不安、抱有敌意的心，促使她转变了立场。祝妻决定赶回荻港，劝夫投降。

  祝育元自从妻子“失踪”后，日夜不安，又不敢冒然外出寻找，急得六神无主。现在见妻子安然无恙地回来，真是喜出望外，问这问那，说个没完。祝妻诉说了到杭州的经过。祝听说她被带到了杭州市公安局，顿时紧张起来。祝妻见他这模样，心里不免好笑，便说：“人家的干部懂道理，讲政策，不像你的那些上司盛气凌人。杭州如今很安稳，市面热闹。过去的官兵，只要彻底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政府就既往不咎，真是宽宏大量。”说到这里，她叹了口气：“唉，我们自从定海回来后，整天东躲西藏，提心吊胆，没过个安耽日子。周嵒、老蒋他们谁也不会管我们的死活，何必再死心塌地为他们卖命。识时务者为俊杰，育元,你要为自己、为我、为孩子想想啊！”

  祝育元看着妻子眼泪汪汪的眼睛，默不作声。他想：自奉命潜回后，快一年了，同来的都顾自走了，与上司也联系不上，天天担惊受怕，连累妻儿也不得安生，再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何去何从呢？他的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后来，他听从了妻子的劝告，选择了一条光明大道。8月20日，祝育元随同妻子来到杭州，向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张子海潜入后，匿居苏州镇抚司前2号，从不对外直接联系。公安局破获“浙北行署”案和定海解放后，他更是深居简出，死心塌地地等着“反攻”。但是，尽管张子海老奸巨猾，可他的处境比祝育元还要狼狈，随带的经费花光了，后来连吃饭都发生了困难。

  按照原先约定的联络办法，祝育元写信给张，内称：我已在杭，等你一会。长期未通信息的张子海，接信如获至宝，立即回了信，写明“10月29日在嘉兴会晤，共商如何去港或台湾局本部联络之办法，之后，随你去杭筹措经费”。

  约定的日子到了。张子海如约前往嘉兴，然后，随同祝育元来杭。11月2日，张欲离杭时，即为侦察人员逮捕。这个隐藏了将近一年半的潜特，终究逃脱不了“如来佛的手掌”。

  周嵒苦心拉起的“浙北行署”，刚一“推进”到大陆，就被人民政权粉碎。蒋介石的“反攻”方针，也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

  杭州市的剿匪肃特斗争，到1949年年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共捕获匪特966名，缴获枪138支，炸药70斤，电台31部，电讯器材8箱，各种物资和敌特文件一大批；潜伏残敌及其组织大部被摧毁，武装股匪基本被消灭。革命秩序初步得以建立,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杭城上空。